上世纪40年代，上海的弄堂里有各种小吃叫卖，比如，“卖鸭蛋的小贩都手提一个竹篮，里面有三四只外壳开口的淡青绿色的高邮蛋，去壳的地方漂出一汪红油，很是吊人胃口。在那个柴米油盐样样昂贵的年代，一只油汪汪的咸鸭蛋对于爬格子的文化人家庭，不啻是美味佳肴了”。

这是周海婴先生追忆过往的一段文字，从中透射出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，也告诉读者，当时，一只咸鸭蛋有多金贵，而高邮咸鸭蛋有多出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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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非所有咸鸭蛋都属高邮蛋。汪曾祺先生说：“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，必用纸条特别标明：‘高邮咸蛋’。”

作为高邮人，汪曾祺先生曾十分自豪地介绍：“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。鸭多，鸭蛋也多。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。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。”

清代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有“腌蛋”一条，其中记述道：“腌蛋以高邮为佳，颜色细而油多，高文端公最喜食之。席间，先夹取以敬客，放盘中。总宜切开带壳，黄白兼用；不可存黄去白，使味不全，油亦走散。”

汪曾祺先生说，袁枚这本书里谈到的菜肴，有许多都是听别人说的，他自己并不会做。不过，袁枚对高邮腌蛋的盛赞，倒是让汪曾祺倍感自豪。

对于故乡的这一名产，汪曾祺不吝赞美之词，津津乐道，他在《端午的鸭蛋》中写道：“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。蛋白柔嫩，不似别处的发干、发粉，入口如嚼石灰。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。”正所谓没有比较，就没有伤害。“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。苏北有一道名菜，叫做‘朱砂豆腐’，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。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，蛋黄是浅黄色的，这叫什么咸鸭蛋呢！”

汪曾祺到过很多地方，吃过很多地方的鸭蛋，但是，能与高邮鸭蛋相比的几乎没有。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他乡咸鸭蛋，我实在瞧不上。”从不张扬外露的汪曾祺先生，这话说得傲气十足，毫不退让。

从前，高邮一带有端午节午饭吃“十二红”的习俗，也就是十二种红色的菜肴，包括苋菜、虾、鸭蛋等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这些东西在当地都不贵，多数人家都能吃得起。

汪曾祺先生曾描述过这样的情景：“我在苏南、浙江，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，回答之后，对方就会肃然起敬：‘哦，你们那里出咸鸭蛋！’”

其实，高邮出鸭蛋，也出名人，北宋“婉约派”词人秦观，便是一例。秦观少时就对苏东坡十分仰慕，却无缘一见。直到后来苏东坡从密州知州调任徐州知州，秦观在别人的引荐下前往拜谒，并写诗云：“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。”再后来，秦观成为苏门弟子，曾将高邮特产螃蟹、咸鸭蛋等敬献恩师品尝。

汪曾祺的祖父是清代末科的“拔贡”，家里不仅有田产，还开药店和布店，可谓家境殷实。汪氏祖祖辈辈都遵守勤俭持家的古训。祖父爱喝酒，爱吃长鱼汤下面。“面下在白汤里，汤里的长鱼捞出来便是酒菜——他每顿用一个五彩釉画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。没有长鱼，就用咸鸭蛋下酒。一个咸鸭蛋吃两顿。上顿吃一半，把蛋壳上掏蛋黄蛋白的小口用一块小纸封起来，下顿再吃。他的马杌上从来没有第二样菜。”

在汪曾祺心目中，高邮鸭蛋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，或许，这是能够代表家乡历史文化的一个符号吧。据说，有个文学青年当面恭维他：“高邮古有秦少游，今有汪曾祺，秦少游第一，您第二。”汪曾祺听后，慢悠悠地调侃道：“高邮鸭蛋是第二，我是第三。”（成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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